对克莱尔·莫赛斯教授并不陌生，1992年她曾应邀访问北大，当时正在北大历史系念本科的我就有幸听过她的讲演。正是在那次讲演中我第一次得知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gender），崭新的视角、睿智的批判使我对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史学发生了兴趣，它至今还影响着我的生活和工作，这次克莱尔·莫赛斯教授再访北大，参加百年校庆活动之一的“21世纪女性研究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当然不能错过就教的机会。另外有两个问题是我早就感兴趣的，这时也一并端出了———“您是怎样成为女权主义者的？您是怎样成为一个成功的女学者的？”
克莱尔·莫赛斯教授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妇女研究系主任。像许多同时代的女人一样，克莱尔·莫赛斯的成长也充满了女人特有的艰辛。女人从一出生起就被定位于家庭，她们所受的教育和鼓励都是为了将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克莱尔·莫赛斯的幸运在于，她有一个慈祥的父亲。“小的时候，父亲在餐桌边总是笑着鼓励我发表意见，哪怕是愚蠢的谈论，他也总是微笑，好像听得津津有味，这增强了我的自信。”莫赛斯对这一点印象深刻，因为在那个时代，妇女的才智并不像美貌那样被赞赏和鼓励。当时的妇女高等教育也不十分普及，“所以我能上大学已经是女孩子中的幸运者了”，“母亲虽然没有给我什么特别的鼓励，但是在我后来的工作和研究上，我觉得我所从事的一切对我母亲也是有意义的，我们都是女人，而她却没有我这样的机遇。”
1963年从史密斯女子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她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干什么事情。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妇女的位置并不是在社会上闯出一片职业天地，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最好的命运不过是嫁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丈夫，所以当时大学中女生的辍学率高得惊人，往往是不等毕业就结婚了。莫赛斯不想重复这样的命运，而生活能提供给她的选择又少得可怜，于是她又接着念研究生，研究18世纪的法国女权运动。毕业后，她找到一份新闻记者的工作，结了婚，成了两个女儿的母亲。这时正是60年代开始的新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
莫赛斯教授说她成为女权主义者有三个原因：第一，她是研究女权主义的发祥地———法国的女权主义的历史学者，第二，她赶上了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第三，她成为母亲。她既从书本中，也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汲取力量。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她既致力于学术研究且成果斐然，也从不放弃参加妇女运动。“研究和运动，我两个都愿意做。我是做了母亲以后才开始参加妇女运动的，在‘提高觉悟小组’里，妇女们讲述自己作为女人的经历和在社会中所遭受的歧视，研究各种妇女问题，也为争取堕胎和平等权利修正案而斗争，举行集会和游行，我参加这样的活动与女儿的出生有很大关系。作为母亲，我觉得我现在所作的一切都并不仅仅为了我自己。而且也是为女儿在奋斗。使她们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空间，更平等和公正的生活空间。
莫赛斯重新走进大学，继续研究女权主义的历史，1978年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70年代，她成为马里兰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创建了妇女研究中心，创办了《女权主义研究》季刊，这是妇女研究最早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杂志。1984年，她的《19世纪的法国女权主义》一书荣获该年度美国历史学会的琼·凯利奖，这是以妇女史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琼·凯利命名的奖项，专门授予妇女史研究的佳作。
看着莫赛斯教授简历中长长的著述目录，除了法国女权主义和其他社会思潮和运动的专门研究之外，还有对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思考。除了马里兰大学妇女研究系主任和历史学系联席教授的职务，另外，她还担任着许多专业学会的主席和委员职务。我问她何以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莫赛斯教授谦虚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的幸运，这个领域刚刚开拓，我们是先锋，所以容易达到成功，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我们的不幸是，在开始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去从事妇女运动，不能专心于学术。”
70年代她成为马里兰大学第一位女教授的时候，当时全校只有她一个人研究妇女问题。现在仅妇女学系就有10个专职的教授，还有跨系科的研究妇女的教授80多位，马里兰大学的妇女中心是全美创建较早、规模较大的一个，1996年改为妇女学系。全美国只有8个学校有妇女学系，马里兰大学是其中最大的之一。
“我的成功并不是我个人的成功，而是妇女研究这个领域的成功。原来妇女研究在学术界并没有学术地位。当时从事妇女研究的人很少，也很不受重视。现在许多人都用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进行本专业领域的研究，这是妇女研究持久、深入影响的结果。正是因为如此，我的研究才可能逐渐为人们重视，这使我看起来是一个成功的学者。”是的，如今美国上百所大学里每年开设的几万门有关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的课程就是克莱尔·莫赛斯教授这番话的最好注释，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正在逐步走进学术研究的主流。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他的时代，正是60年代以来的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和妇女研究的发展，培养孕育了像克莱尔·莫赛斯教授这样的一批女学者。她们在把握机遇和命运、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看待女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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